目前，全国都在积极推进提高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的工作，部分民办幼儿园已转成普惠园，尤其是小区配套幼儿园，一些地方保教费由此前的两三千甚至六七千元，降到公办园几百元的标准，以缓解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同时，地方财政对转普惠园的园所给予补贴，以弥补办园支出。

按照中央要求，2020年，全国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要达到80%。2019年6月底前，已建成的小区配套幼儿园原则上要完成移交手续。

距2020年普惠园相差近7个百分点

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底，全国共有幼儿园26.7万所，在园幼儿4656万人。其中公办园10万所，占37.8%，公办园在园幼儿2016.6万人，占43.3%。较2020年公办园在园幼儿原则上达到50%的目标还差6.7个百分点；普惠园（公办园+普惠民办园）18.2万所，占比68%，普惠园在园人数合计3402.6万人，占比约73%，距2020年普惠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的目标也差近7个百分点。

据统计，2017年底，我国公办园在园幼儿2028.6万人，占比44.1%，2018年我国公办园在园幼儿较2017年减少12万人，降低0.8个百分点。但普惠民办园在园人数，2018年较2017年增加167万人，普惠园合计在园人数增加155万人，较2017年增加2.47个百分点。与此同时，2018年民办高端园在园人数较2017年减少98.6万人。

补贴缺口  各地方式不同

从各地的具体实施意见来看，保证2020年的具体目标实现是总趋势，但是如何实现，各地有着不一样的方式。以广西省和海南省为代表，这类省份首先划定的是幼儿园的分布标准。广西省明确要求，城镇人口每1万人，农村人口每3000-6000人即要设置一所普惠性幼儿园。由此可以直接划定在省份内幼儿园供给不足的区域，为下一步是整改还是取缔留下了空间。

以广东省和河北省为代表的省份，则是针对目前已经存在的幼儿园进行了新老划线。在具体的时间之前可以通过各类补偿或设置过渡期完成普惠性幼儿园转型，而时间之后基本为强制处理。这种方式优势在于，通过新老划断的方式，为经过市场验证的优质幼儿园提供了更灵活的转换手段。

其他省份的治理方案类型更为分散，基本围绕各时间段具体目标设立。而值得一提的是福建省的规定中，将房地产开发企业纳入到监管体系之中，若开发商未能在限期完成移交，其失信行为将作为后续市场准入和退出的重要参考。这一点对于在当地有重要业务布局的房地产商而言，增加了对配套幼儿园移交的主动性。 

在补贴方面，福建省某二线城市的一家普惠性民办园，同时也是省级示范园，2018年，每生每月保教费980元，在园幼儿300人，一年9个月保教费收入264.6万元。

而支出成本更高：12个月43名教职工工资（含社保）一年23O万元；房租物业管理费50万元；水电煤气办公费23万元；设施设备26万元；教学提升、教师培训和园所修膳16万元，总计费用345万元。算上政府对普惠性幼儿园的补助费10万元，支出与收入之间的缺口是70.6万元。

缺口的情况并非孤例。我国中部地区省会城市一所普惠性民办园，2018年的全部收入252.84万元，其中政府补助12.84万元。在举办者未领取工资的情况下，如果补齐教职工的社保和偿还清园舍改造的欠款35万元，全年实际亏损13万元。

为此多地出台配套园补贴标准，北京市对新建普惠性民办园一次性扩学位补助10000元/生，生均补贴1000元/月/生；山东省设置710元/月/生的生均补贴标准，南京市则规定普惠性民办园按每生每年2000元以上标准实行财政补贴。

以北京市为例，若民办园在变成普惠幼儿园之前的收费是每月2000元，转普惠性幼儿园后学费降到750元，政府每月每人补贴1000元，朝阳区还会根据办园质量对普惠园给予400-700元/生/月补助，再加上各种租金补助，其实对民办园来说，并不是亏本的买卖。

一时间各种声音层起彼伏。

再看资本动作，先是秀强股份宣布出售旗下所有幼教资产，6月3日，新三板挂牌公司爱立方宣布，拟作价1848万元将旗下全部三所幼儿园转让给海豚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爱立方称，这个决策是为了整合并优化公司的资源配置，保持资产的流动性。

自去年11月《意见》出台，学前实体幼儿园上市退出通道基本关闭，社会资本也不能收并购非营利性幼儿园，幼儿园领域，资本可操作空间只剩单体高端园。但这并不意味着高端需求的减少，对于中间阶层的人来说，这一规定可能触发溢出效应，未来1-3年，中端园的减少或将导致早教阶段，托管类、启蒙类、思维类产品获得市场。

业内专家建议，要多措并举发挥民办园在幼儿园普惠化中的作用，因地制宜确立民办园的补贴标准；同时对普惠性幼儿园的指导价应适当留有浮动空间，在补贴不能及时足额到位的情况下，适当的价格浮动能给广大民办幼儿园以喘息空间，保证其生存。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和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学前教育的学位需求在可预见的未来还会逐年增长。面对幼儿园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现实需求的矛盾，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孙翔栋表示：“人口规模增加是一个城市发展的起点，而不是终点，在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上，应着眼于解决实际问题，给市场化手段以足够重视。”